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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问答

20-03-16 11:13 来源:《党的建设》杂志 编辑:张玉芳

  1.为什么要加强对法律实施的监督?

  《决定》提出加强对法律实施的监督,强调要保证行政权、监察权、审判权、检察权得到依法正确行使,保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障,并提出坚决排除对执法司法活动的干预、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加大对严重违法行为处罚力度、实行惩罚性赔偿制度、严格刑事责任追究等一系列重要举措,这对于确保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增强执法司法公信力、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对此,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加深理解。

  第一,加强对法律实施的监督,是执法司法领域践行执政为民宗旨、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必然要求。我们党始终把权力监督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问题来抓,确保让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服务。党章总纲明确指出:加强对党的领导机关和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不断完善党内监督体系。《决定》贯穿了加强对权力监督的要求,不仅对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作出全面部署,而且对加强对法律实施的监督提出具体要求、作出制度安排。执法权和司法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贯彻实施法律、解决矛盾纠纷、制裁违法犯罪、调节利益关系等重要职责,只有严格加强监督,才能确保其依法正确行使。

  第二,加强对法律实施的监督,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包括建立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和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加强对法律实施的监督,是整个法治工作的重要环节,是构建严密法治监督体系的重要任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然要求加强对执法司法活动的监督,以确保宪法法律正确统一实施。

  第三,加强对法律实施的监督,是解决法治领域突出问题、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长期以来,我国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在贯彻实施法律、维护人民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应看到,当前执法司法领域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这些问题如不尽快解决,不仅会严重损害法治权威和公信力,而且会严重影响党和国家形象。加强对法律实施的监督,就是规范和约束执法权司法权的行使,是解决法治领域突出问题的治本之策,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更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紧迫任务。

  2.为什么要健全部门协调配合机制,防止政出多门、政策效应相互抵消?

  《决定》提出:“健全部门协调配合机制,防止政出多门、政策效应相互抵消。”这是完善国家行政体制、提高行政效能的重要举措,对推进国家机构职能优化协同高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具有现实意义。

  第一,这是落实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要求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大提出,必须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十九届三中全会对推动建立健全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强化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职能作用、完善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落实机制作出了具体部署,明确由党中央及其相关机构负责重大工作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国家行政体制中的各个部门,相互关联、密不可分,应该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发挥作用,形成政策合力,落实好党和国家决策部署。为此,各部门都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确保令行禁止,密切配合、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管理社会事务、服务人民群众。

  第二,这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行政效能的客观要求。实践表明,政府设置不同部门并进行专业化分工,是对日益复杂经济社会进行有效管理、提高行政效能的客观需要,但不同部门实现行动协调一致还存在一些客观上的掣肘因素。因此,在部门专业化分工和职责明晰基础上,有必要通过加强部门协调配合,对各自优势加以整合,对不同考虑加以综合,对力度节奏加以协调,从而达到政策最佳的“度”,努力提高政策效应和实际效能。

  第三,这是坚持问题导向,有针对性地完善国家行政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务实举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不断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政府组织结构得到优化,政府管理方式不断创新,行政管理水平和效率有了较大提高。但是,政府各相关部门行动不协调、少配合,政出多门、政策效应相互抵消的问题一直比较突出,市场主体对此反映较多。这些年来,虽然也建立了诸如会议协调、机构协调、联合办公协调等多种协调机制,但总的看运行并不理想。分析其原因,一是对部门协调配合机制进行规范的法律法规、制度规则相对缺失,部门协调配合缺乏制度性支撑;二是协调内容不规范,协调层级不明确,协调方式不具体,操作性不强;三是协调的力度不够,有时难以直奔主题;四是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制度,对不协调、不配合行为,无法确定应承担何种责任,也缺乏相应的追究办法。这些问题,要通过认真贯彻《决定》精神,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来加以解决。

  3.为什么要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

  《决定》提出:“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这对政府建立健全制度规则,主动利用新技术手段,提高行政效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出了明确要求。

  第一,这是适应新技术产业变革对经济社会运行方式产生深刻影响的需要。从经济方面看,智能化工厂、全产业链、跨行业融合、平台化产业组织越来越成为生产方式新主流,按照一二三产业分行业的统计和管理方式、对平台化产业组织的监管方式等需要变革。就业灵活性进一步提高,就业政策、社会保障等管理制度需要相应调整,以适应弹性化、个体化就业方式。从社会方面看,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对收入分配差距和就业的影响是双向的,社会通过互联网高度联通后,既可能增加价值认同、增进社会团结,也可能导致社会走向分化、碎片化。正确管理和引导社会,成为新时代的一个新课题。

  第二,这是在新技术手段条件下提高政府经济管理效能的需要。一是新技术手段延长了政府管理半径,降低了管理成本。二是新技术手段改变了政府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催生数据化决策和智能化决策,加速推动政府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三是新技术手段推动管理手段更新,以前置审批为主的治理方式和依靠大量人力集中检查的治理手段,越来越难以适应经济社会系统日益复杂的现实,而利用新技术手段可以有效提升应对能力。

  第三,这是在新技术手段条件下提高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的需要。互联网、大数据、智能化技术在公共交通、城市管理、社会保障、科技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广泛应用,推动公共服务数字化、标准化、智能化,将有助于降低公共服务提供成本,提高服务精度,提升人民获得感。

  第四,这是新技术产业变革将产生许多行政管理制度规则空白,亟须补短板、强弱项的需要。一是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深入发展中,亟须加强个人信息保护。需要对数据相关立法、执法、司法作出一揽子设计,明确数据的权利属性、权能内容、保护方式等,强化企业不当处置个人数据责任承担,保护个人权利。二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在商业伦理、道德规范等方面会产生许多新问题,法律法规将出现不少空白点。三是在信息化发展过程中,信息和数据采集、汇集、存储和使用部门化、分散化、碎片化问题越发突出,阻碍了政府经济社会管理效率和服务群众水平的提高,需要通过制定规则加强数据有序共享和互联互通,为提高新技术条件下的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提供基础数据库支撑。

  4.为什么要赋予地方更多自主权,支持地方创造性开展工作?

  《决定》提出:“赋予地方更多自主权,支持地方创造性开展工作。”这是健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体制机制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有其深刻的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和辩证逻辑。

  第一,从历史逻辑看,中央和地方关系历来是国家治理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比如,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实行大区制度,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也有缺点;以后决定取消大区制度,各省直属中央,但又走到了“取消地方的必要的独立性”的另一个极端。对此,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中指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央和地方关系经历了由放权让利、“分灶吃饭”到分税制、合理划分中央地方事权两次大的调整,比较好地调动了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有力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挥好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始终是我们在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时把握的根本原则。这既是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今后工作的更高要求。

  第二,从现实逻辑看,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自然资源禀赋差别大、发展起点不同,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各种具体情况复杂。有必要在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的前提下,赋予地方更多自主权,让地方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开展工作。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中央和地方信息不对称,中央直接管理链条过长,会增大双向的信息损耗,容易产生决策失误或时滞,一些事项有必要由最贴近信息源头的地方党委和政府来决策。二是关系全国的重大经济社会管理事项具有比较强的外溢性,需要在中央层面进行顶层设计和统一管理,但是也还有直接面向基层、面广量大的区域性经济社会管理事项,其外溢影响并不明显,应该下放给地方。三是面向全国出台的政策需要照顾到各地区的差别,具有宏观性,需要由各个地方结合当地实际,进行具体化和细化,加以贯彻落实。四是一些方面的工作具有探路性和探索性,一时不能在全国铺开,需要由中央先定调子、划出底线,地方在这个框架下先探路子、创造经验,中央给予相应授权。

  第三,从辩证逻辑看,中央和地方、全局和局部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如果把过多权力都集中到中央,可能导致中央有积极性,地方没有积极性,地方主动开展工作的动力会减弱,各地发展的比较优势便难以发挥,从而影响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反之,如果把大量权力下放给地方,只是地方有积极性,中央没有积极性,就会带来宏观调控能力弱化和市场分割等问题,也会影响全国经济社会发展。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就是要正确认识把握这种辩证关系,处理好这个矛盾,切实发挥两个积极性,从而更好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总之,发挥好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是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治理的基本经验。要健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体制机制,构建从中央到地方权责清晰、运行顺畅、充满活力的工作体系,十分重要的是优化政府间事权和财权划分。要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已有改革工作基础上,按照十九大关于“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要求,适当加强中央在知识产权保护、养老保险、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事权,减少并规范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按照分税制原则,把适合作为地方收入的税种下划给地方,形成稳定的各级政府事权、支出责任和财力相适应的制度。□

  (节选自《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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